1949年1月1日牛客栈,原本是新的一年开始的喜庆日子,但对于卢汉来说,这一天却充满了沉重的压力和困惑。
当天,蒋介石向他发来了电报,命令他立即处决90多名地下党成员。如果他照办,蒋介石就能通过这一行动,将他彻底推向与共产党对立的立场,这样一来,和平解放云南的计划也可能失败。然而,如果他不执行,蒋介石的亲信毛人凤、沈醉等人则可以借此找到借口,迫使他下台,甚至直接打压他,和平解放云南的计划也将岌岌可危。
最为棘手的是,如果卢汉迟迟不签署命令,且将执行任务交给沈醉,那沈醉便能继续向蒋介石请示,逼迫卢汉做出决策。那时,卢汉将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。
展开剩余86%卢汉焦虑不安地躺在椅背上,长长地叹了一口气,思考着如何破解这局面。突然,他灵机一动,决定立刻召来老友李根源。李根源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之一,当时担任云贵监察使,机智老练的他,或许能帮他度过这次难关。
不久,李根源便被带到卢汉的办公室。卢汉将电报递给李根源,而李根源看完电报后,沉默不语。他拿起桌上的毛笔,在电报上轻轻画了一个“S”字,随后将电报还给了卢汉。
卢汉看到这一变化,眼睛一亮,随即哈哈大笑:“果然是老将出马,天下无难事!”
他随即召唤翻译员过来,责怪他犯了大错,让他重新抄写电报并改正错误。李根源画的那个S字,巧妙地改变了蒋介石口谕的意思。在蒋介石的口谕中,原本“情有可原,罪无可逭”意味着这些地下党成员虽然可怜,但罪孽深重,必须立即处决;而李根源的“S”字将这句话变成了“罪无可赦,情有可原”,意味着这些人虽然有罪,但可以宽恕,应该放人。
这一个字的变化,竟让密杀令变成了一张废纸。
重新抄写完毕的电报送到沈醉那里时,他也被弄得一头雾水,不理解为什么蒋介石会改变主意,决定释放这些地下党成员。尽管如此,沈醉并没有立刻放人,他只释放了其中一些无关紧要的人物。卢汉得知后,又陷入了两难境地。直接命令沈醉放人很冒险,因为沈醉的职务高于他,他也不敢直接向蒋介石求情,否则自己就彻底暴露。
幸运的是,1月21日,李宗仁接替蒋介石担任总统,而李宗仁计划近期访问云南。这一变化给了卢汉新的希望。几天后,李宗仁抵达云南,卢汉精心安排了接待,甚至将自己的官邸腾出来给李宗仁居住。
李宗仁此行有两手准备:如果政权无法保住,他打算退居云南;如果连云南也保不住,那么他就不能得罪共产党。卢汉深知李宗仁的顾虑,于是趁机与他谈起了如何处理被关押的地下党成员。
李宗仁表示让卢汉自己决定,但同时提醒他不要做得太过分,这显然是在暗示他放人。卢汉立即配合,第二天便组织了四十多人去李宗仁那里请愿,要求释放这些地下党成员。李宗仁顺势作出表态,决定立即放人,先稳住人心。
看似轻松的释放背后,实际上充满了卢汉与蒋介石的复杂博弈。这些地下党原本超过400人,而蒋介石给卢汉的命令简直是设下了一个死亡陷阱。卢汉与蒋介石的较量,实际上早在1945年就开始了。
当时,沈醉是戴笠的下属,而卢汉则是沈醉的上级。蒋介石让卢汉接替龙云担任云南省主席,而在卢汉到云南后,蒋介石却悄悄安排沈醉成为他的领导。蒋介石的背后算盘是让这两兄弟产生分裂,进一步削弱云南的稳定。
在这种复杂的政治局势中,卢汉深感自己被蒋介石和沈醉夹击。1948年,蒋介石怀疑卢汉会起义,开始大规模抓捕地下党,甚至要求卢汉签署处决命令。卢汉非常愤怒,但又不敢违背命令,只能采取拖延战术。
正当卢汉陷入困境时,他的朋友刘汉章出现了,提出了一个巧妙的拖字诀。刘汉章建议卢汉将案件交给军法处处理,这样一拖再拖,就能让情况得以缓解。卢汉采纳了这个意见,并成功让蒋介石误以为他依旧在处理此事。
最终,经过几个月的审理,蒋介石安排的四五百名地下党成员最终只剩下90多名,而这90多人最终都被释放。
然而,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。1949年12月,卢汉决定起义,和平解放云南的计划终于得以实现。蒋介石四万大军试图进攻昆明,但最终未能成功。云南的解放,直到第二年2月24日才彻底完成。
解放后,卢汉不仅没有受到追究,反而被中共完全宽恕,并被任命为云南的领导人,进入国家政协、体委和国防等重要部门,继续担任要职。
卢汉的这番斗争,不仅救了90多名地下党成员,也最终为云南的和平解放铺平了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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